朱德：总司令的“借款信”
1937年初冬，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华北地区一片萧瑟，驻扎在山西洪洞战地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提笔写了一封“借款信”。原来，在外领兵打仗多年的朱德得知家中近况颇为寥落，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境地。一想到自己80岁的老母亲在这个荒年可能吃不饱也穿不暖，朱德心里虽急，却因囊中羞涩而无可奈何。这时，他想到了在四川泸州开药店的好友戴与龄，希望他能接济一下家中老母。但这笔钱，总司令却明确表示，还不起也并不打算还。“我十数年实无一钱，即将来亦如是。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佰元中币，速寄家中朱理书收。此款我亦不能还你，请作捐助吧。”戴与龄小朱德两岁，两人一同参加过科举考试，都考过了乡试和府试。朱德在德国和苏联学习期间，戴与龄曾多次接济朱德，后来还追随朱德参加了南昌起义，他们是惺惺相惜的多年挚友。接信后，戴与龄随即给朱德家里寄去了两百元中币，差不多是现在的四万元。作为八路军总指挥的朱德“十数年实无一钱”，着实令人震惊。
周恩来：总理拒进家门
1960年的一天，周恩来总理罕见地对秘书何谦发起了火。而让总理发脾气的原因，正是何谦未经总理允许，擅自修缮了总理的住所——西花厅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周恩来一直在中南海西花厅内工作和生活。这个长方形的四进庭院建于清朝末年，曾是溥仪父亲居住的花厅。陈旧、阴暗、潮湿，夏天青砖地上常泛出一层白色的碱花，屋内木头也有些腐朽了，梁柱上的漆皮剥落得厉害，这就是总理的住所。时间久了，秘书何谦也看得十分心疼，屡次劝总理将西花厅适当修缮一番，但都被回绝了。1960年初，周恩来赴广东出差两个月，正好那段时间邓颖超也没在北京，何谦趁此机会对西花厅做一些维修，在潮湿的青砖上铺上木地板、封严漏风的窗户、更换发霉的旧地毯及旧灯具、将已经破了的白布窗帘换成较厚的呢子窗帘……谁知周恩来视察归来，还没踏进屋门，就发现了这些变化，于是便有了大发雷霆的一幕。后来，在周恩来的坚持下，工作人员把西花厅的地毯、灯具、窗帘等能够挪动的东西全部搬走。已经修缮好的地板、窗户，再换的话，又是一笔费用。周恩来只好让秘书算账，换过的东西他要个人付款，绝不用国家的钱。他说：“国家现在这么困难，各方面建设都需要资金，怎么能用公款为我家里装修，这是不能允许、不能容忍的。”等西花厅恢复了旧貌，周恩来才进了家门。事后，他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，多次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检讨自己，并教导秘书说：“我身为总理，带一个好头，影响一大片；带一个坏头，也要影响一大片。你们花那么多钱，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……这样一级学一级发展下去怎么得了？”
王进喜：公家的东西一分也不能沾
大庆石油会战初期，粮食定量低，职工们吃不饱，王进喜就叫老伴儿把玉米面炒好，装在袋子里带在身边，吃饭时就抓把炒面充饥，有时干粮袋忘记带了，就借故走开饿一顿，从不吃井队的饭菜。对王进喜来说，饿上一两顿是常有的事。他同母亲给全家定了一条规矩：“公家的东西一分也不能沾！”王进喜有严重的关节炎，上级领导照顾他，给他配了一辆吉普车，王进喜就用它来送料、送粮、拉职工看病，成了大队的公务用车。这辆车工人、干部都可以用，唯独王进喜的家人不能用。就连王进喜的老母亲病了，还是王进喜的大儿子用自行车推着去卫生所看病。
焦裕禄：廉洁自律、不搞特殊化
1963年初的一天深夜，焦裕禄还在灯下看文件，大儿子焦国庆从外面回来，愉快地告诉父亲刚刚看了戏。焦裕禄问他谁给他买了票？国庆说：他一说自己是焦书记的儿子，检票的叔叔就放他进了门。焦裕禄眉头一皱严肃地问道：“国庆，你看戏不买票对吗？”国庆说：“我是小孩，没人在意。”焦裕禄说：“年龄小就知道占公家的小便宜，长大了就会贪大便宜，这是很危险的！演员唱戏，是一种很辛苦的劳动，看白戏是一种剥削行为！”。焦裕禄从自己兜中掏出了两角钱，交给了国庆，语重心长地教导说：“从小就要养成公私分明、为人民服务的好品德，不要以为爸爸是书记，就要搞特殊。明天把钱送给检票的叔叔，向他承认错误。”此后，焦裕禄又经过深入思考制定了《干部十不准》文件。
邓稼先：核弹功勋 清廉一生
作为父亲，邓稼先非常宠爱孩子，视孩子如掌上明珠，但是在一些问题上他却选择了“不作为”。女儿邓志典还不到十五岁时，就去内蒙古建设兵团被分配在一家做箱子的工厂当工人，一干就是四年。期间，一次核试验完成之后，邓稼先放弃了回北京休息的机会，坐了几天几夜火车，又步行二十几里去看望女儿。他给志典带去了几听肉罐头，那是他在戈壁滩上节省下来的营养品，看着女儿狼吞虎咽的吃相，他心里泛起了一丝苦涩。以邓稼先的“国宝”身份，可以有很多办法把女儿接回来的，但他没有这样做，他的女儿是研究所中最后一个按政策回到北京的。邓稼先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，在生活上却从无要求。他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，给他配的专车，除了工作需要，从不使用。单位分给他新的住房，他坚持不搬，一直住在老旧的公寓里。简朴的作风，直接影响了他的子女。邓志典在美国读研究生期间，生活节省，对于追求高消费和洋气的东西没有一点兴趣，穿的衣服还是从国内带过去的。
谷文昌：不许揩公家一点油
“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”是谷文昌对子女的一贯要求。他在家规中明确规定：不允许揩公家一点油，不允许沾父亲一点光。他的5个子女在工作、生活上没有得到过任何“特殊照顾”。相反，为支持父亲更好开展工作，无论是正常的招工转正、提级升职，还是上学参军，谷家子弟一律“先人后己”。
1963年，大女儿谷哲慧高中毕业后在县里当临时工。1964年谷文昌调任福建省林业厅副厅长，有关部门提议把谷哲慧转正后一起去省城，被谷文昌一口回绝：“组织上调的是我，不是我的孩子，还是让她留在东山锻炼吧。”谷哲慧的临时工一当就是10年。大儿子谷豫闽大学毕业后到一个小山村和当地群众一起劳动，后来到县化肥厂当了一名普通技术工人，这一干就是9年。三女儿住在公公的房子里，她的公公刚调走，谷文昌就要求女儿把房子退还给组织。谷文昌对孩子们说：“路，只有自己走，才会越走越宽广！”
谷文昌对妻子同样严格要求。夫人史英萍和谷文昌同是南下干部，可每次县领导班子有人提出给史英萍提职、提级，都让谷文昌给压下来了，直到退休前才按政策晋升了一级。退休后，史英萍还用微薄的退休金相继资助了18位特困大学生，自己一日三餐则是粗茶淡饭。
谷文昌对自己和家人异常严格的家风，在有些人看来显得“不近人情”，而正是如此，谷文昌在百姓心中树立了一座丰碑。而谷文昌的后人们也都深受他的影响，都把自己看作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，生活简朴，廉洁奉公，吃苦耐劳，真诚待人。
杨善洲：别人的东西，即使一分钱也不能要
杨善洲一辈子爱和群众一起劳动，下乡时常把锄头带在身边，还喜欢戴草帽、穿草鞋，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“草鞋书记”。每逢有亲朋请杨善洲办私事，他总是说：“我手中是有权，但它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，在我这里没有‘后门’这回事。”
杨善洲在子女小时候就教育他们：“别人的东西，即使是一分钱也不能要。”三女儿杨惠琴上初中时，一天遇到一位在甘蔗基地工作的阿姨，这位好心阿姨送给她3根甘蔗。对于那个时代的孩子来说，能吃上甘蔗是一件高兴的事。当她拿着甘蔗跑回家正准备美美地享用时，杨善洲回来了。他看见家里有甘蔗，问：“这是哪里来的？”“是农场的阿姨给的。”妹妹说。他听后对妹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，杨惠琴只好含着眼泪把甘蔗送了回去。
私事不用公车，是杨善洲的习惯。他的家在保山施甸县姚关镇大柳水村，离保山城区有一百多公里。时任地委书记的杨善洲，回家都是自己买车票坐班车到施甸县城，往下的路当时不通车，他就徒步走回大柳水村。他的理由很简单：“回家是私事，不能用公车！”
杨善洲退休后在家乡施甸大亮山造林20多年，共建成7.2万亩林场，让荒山变成绿洲。
杨善洲严以律己，绝不徇私。1993年，杨善洲的孙子杨福李到云南施甸县大亮山林场打工，后因受不了山上的艰苦想去外地。按当初杨福李和林场的签约条款，干不满五年要交罚金。林场的人找到杨善洲，为杨福李说情：“孩子年少，罚金就算了。”杨善洲不同意，硬是罚了自己孙子300元违约金。
